“文死谏，武死战”，这一句话源自《红楼梦》第三十六回。在贾宝玉的嘴里，这并非是寻常之语，而是一种关于死亡的极端表达，借以展示名节的某种哀荣。然而，他所讲的“死谏死战”，并非单纯的英勇，而是那种为了名誉、为了名节，甚至不惜生命的极端行为。这种行为虽能令一个人死后流传美名，但往往伴随着家破人亡、妻离子散的沉痛代价，这让他看待这种“死法”时，深感不值。生命岂是如此可抛，换来名声的一瞬，只换来家国的永远丧失？

贾宝玉的看法，显然蕴含了一种对传统观念的深刻怀疑与否定。而曹雪芹作为《红楼梦》的作者，他身经历变，早已对当时社会的腐朽与虚伪心生失望，逐渐趋向道家那种无为而治的思想。“文死谏，武死战”究竟隐含了怎样的时代精神呢？让我们从其历史的渊源中，去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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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文死谏的渊源与“舍生取义”的精神

在探讨“文死谏”这一行为之前，首先得了解“文臣”这一群体的历史根基。中国的封建士大夫，究竟是如何形成的？从周礼中的“士”这一阶层的出现开始，古代中国社会已经开始有了明确的等级划分。周礼的制定奠定了“士”阶层的基本属性，即出身和血统决定一个人的命运。在先秦时期，虽然有教育机会，但“学富五车”也未必能改变出身，所谓“尚武”的风气反而更加蔓延，这也使得“读书改变命运”的梦想显得异常遥远。

但自秦汉之后，随着国家大一统的格局逐步形成，政治需要了大量有能力的文官来治理这片广袤的土地。汉武帝通过“察举制”和“征辟制”挑选人才，逐步为士大夫阶层的崛起铺平了道路。而这一新兴的士大夫阶层，也随着儒家文化的逐步兴盛，肩负起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。由此，文官阶层在历史中形成了具有高度责任感的“忠臣直谏”传统。

例如，商朝末年，比干为求商纣王能明智自省，几度犯颜直谏，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，成为历史上首位以“死谏”身亡的忠臣。此举早已成为历史长河中不朽的篇章，而这种因直言直谏而死的行为，也深刻影响了后世士大夫的道德准则和行为方式。周代礼法制的扩展，进一步推动了“直臣”风气的盛行，诸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史鱼，便是直言不讳的典型。

历史上的“文死谏”，如汲黯的忠直，魏征的犯颜直谏，无不体现了封建士大夫阶层舍生取义、以死明志的豪迈气节。这种精神，正是儒家思想中的“义”的体现，标志着士大夫对于国家、对于民族的责任感与担当。

二、文死谏的两重性——利国与误国

但历史上的“死谏”并非全然美好，它亦有两面性。一方面，这种直言不讳的行为确实有助于国家政治的完善与进步。唐代魏征的“谏太宗十思疏”，便是他忠诚之心的体现，深入切实地帮助唐太宗审视朝政、规范行为，最终为大唐帝国的繁荣昌盛立下赫赫战功。魏征的直谏，使得后代许多志士纷纷效仿其精神，诸如宋代范仲淹、包拯等人，亦以“文忠”与“青天”之名垂青史。

然而，“死谏”亦有其负面影响，尤其是一些心怀私欲之人，往往借“死谏”之名行个人野心之实。明末的温体仁便利用“死谏”对抗党争，最终不仅未能拯救国家，反而为个人政治利益带来无尽的灾难。类似的情况在清末愈发显现，当时的封建士大夫，一方面借“死谏”阻碍洋务改革，另一方面却为自己争取了更多的政治利益。此种不顾国家大义、仅为个人私利的行为，最终为国家带来了沉重的损失。

三、武死战：士兵的责任与精神

与文官的“死谏”不同，军人的“武死战”则表现了另一种形式的责任感。这种责任感不仅关乎个人荣誉，更关系到国家的存亡。自春秋战国以来，军事家孙子和吴起便提出了“置死地而后生”的战术思想，这种思想强调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，士兵应当展现出超凡的勇气与忠诚，为国家生死存亡拼搏。

汉代霍去病与南宋岳飞，便是“武死战”精神的化身。他们的“死战”不仅是对敌的决绝，更是对家国责任的全然投入。霍去病以“匈奴不灭，何以家为”的誓言，激励汉军士气，岳飞则在“待从头，收拾旧山河，朝天阙”的诗句中，彰显了誓死捍卫国家的豪情。

四、结语：遗风遗韵，继承光荣

“文死谏，武死战”虽源自封建社会，但它所蕴含的精神内核，依旧在今天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。它不仅是对古人英勇与忠诚的赞美，更是对于我们今天如何面对困境、如何坚守信念、如何担负责任的警示。在新时代的今天，我们应当继承这种坚守正义、不畏强权的气节，同时也应剔除其中封建和落后的成分，让这种精神成为我们追求社会进步与民族复兴的不竭动力。

愿每个人都能拥有“文死谏”中的正义感与勇气，也能如“武死战”中的勇士般，以坚定的责任感，向着自己心中的理想迈步前行。

发布于：山西省